█ 韩志德

1941年8月，家乡一带的庄稼正在收割，从赤花到池坝，一片丰收景象。半沟村的水磨和油坊也忙碌起来。一天中午，我正在帮助母亲做家务活，甲长丁刘娃来到家里，传达保长的命令，派我到庞磨小学去上学。说这是保里派的任务，不能延误。说罢，丁甲长站起身来，扬长而去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心里暗暗高兴。我是多么企盼着去上学啊！但是，老人们对此却十分冷淡。他们说，家里穷，供不起，还是留在家里务农、干活吧！当时，像一瓢冷水泼在我的头上，使我大失所望，心里十分难过。

学校开学已经十多天了，家里仍无动静。从此我也不再想上学的事了。正在这时，孙义德保长来到我们家里。他声严厉色地问道：“派给你家的一名学生为什么不去报到？限你们三天，如再不去，就要受到处罚。”这一下可吓坏了我的父母，他们只好满口答应，让我去上学。孙保长走后，母亲便开始做准备，给我找了一套上学可穿的衣服，洗了洗，又缝制了一个麻布书包，但缺一顶帽子。母亲就托人到普陀村的赵家用清油换了一顶草绿色军帽。9月中旬，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，到庞磨小学去报到。当时，我已年满十周岁，上学已经迟了三年。

学校坐落在庞家磨一个小山沟里，三面环山，一面抱水。学校背后屹立着一座石山，高入云霄，山崖下流淌着一股瀑布，扬起雪白的水花，十分壮观。西边是一座小山丘，青松翠柏掩映着一座寺庙，青瓦红墙，忽隐忽现。校门前是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操场，被土墙围着。门上挂着一个蓝色白字的大牌，上面写着：“武都县庞家磨保国民义务小学校”。走进大门，便是一座高大的两层楼房，过了大厅，进入一个大院子，左右是两个教室，靠北是两个办公室。通过一个小门，往里走，又是一个小院子。楼上楼下，总有几十间房子。两个院子连在一起，构成一座长方形的大庄园。青砖灰瓦，高墙深院，十分气派。据说，这座庄园是陕西一姓李的资本家在民国初年修建的。他们在这里经营药材生意，字号叫“长春丰”。每年冬春，李家弟兄便雇用人员，从高山几十个村庄收购当归，经过加工整理，用骡马驮着贩运到四川的广元、绵阳一带销售，然后购进食盐、茶叶、土布等日用品，高价卖给当地农民，因而发了大财。到了三十年代末，由于当归生产锐减，“长春丰”从此倒闭，全部庄园便被学校占用。

庞磨小学创建初期，由于生源少，经费不足，全校共有三十多名学生，只有两名老师，其中一位是校长，叫孙仲武，一位教员叫杨荣华。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，工作热情高，对学生要求也十分严，一有过错，便棍板相加，从不轻饶。学校一开始，采取复式教学的办法，不分年级，全在一个教室上课。教室的墙上贴着4张农作物挂图。院子里栽着一根旗杆，周一早上升旗，周末下午降旗。我入学的第一天，恰好是星期一，早上八时，全体学生集合列队在旗杆下，举行升旗仪式。当学生们唱完国歌后，老师喊了一声“敬礼”，我下意识地慢慢举起了右手，将手掌竖举在眉头处。突然，一击猛掌打在我的脖颈上，吓了我一身冷汗。老师训斥道：“你敬礼的手势不对，手要平举。”这一掌虽然不怎么痛，但在我心里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。事后，我暗下决心：从今天起，我要发愤图强，刻苦读书，永远再不挨打。这就是一个十岁孩子在上学第一天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庄严宣誓。

自此以后，我早起晚睡，每天按时到校，从不迟到早退。孙仲武给我们教语文，杨荣华给我们教算术。每课我都认真听讲，课后抓紧复习，直到弄懂记熟。回到家里，除了做家务活以外，便抽出时间，蹲在地上，用木棍子在地上默写生字和课文，演算加减乘除。我的学习劲头越来越足。

我家和学校相距约一公里，每天往返走四趟，光路不知走了多少公里！每天上学时，母亲总要在我的书包里装一块杂粮馒头或几个煮熟的洋芋，作为我的干粮。有时中午不回家，便在学校附近一眼泉水边，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一边吃馒头，一边喝泉水，休息片刻，再回到学校，又开始学习了。由于我在学习上勤奋努力，刻苦上进，在一年级学了半年便升入二年级，在二年级也学了半年又升入三年级。用三年时间读完了四年的课程，以第一名的成绩，毕业于庞磨小学。从而也使老人们非常高兴，愿意供我继续上学。

1944年8月，我以优异成绩考入蒲池中心小学。学校设在高家村，距我家十公里，只好住在学校，自己做饭，独立生活。这对我来说，面临的困难更大，任务更艰巨。在这种严酷的现实面前，只有咬紧牙关，克服一切困难，坚持下去，才是胜利。

我住校后，家里每过一段时间，给我送一次柴、面、油、盐等。有时断炊了，只好在周末自己回家去取。有时，没有烧柴了，便约几位住校的同学，在星期日去十公里之外的木竹年拾树林中的干柴，背到学校，用来做饭。我住在学生宿舍里，铺盖就是一条羊毛毡。到了冬季，北风呼啸，大雪纷飞，每晚冻得我难以入睡，直打哆嗦。有一夜，冷得我身上发麻，伤心得哭了半夜。就这样，我含辛茹苦，住校两年，读完了高小的课程，以第二名的成绩，于蒲池高小毕业。

蒲池中心小学由当地社会贤达刘汉华先生等人创办于四十年代初。新修的校舍，两大院平房连在一起。前院是四、五、六年级学生的教室，后院是一、二、三年级学生的教室，中间是校长、教员的办公室。办公室两侧是几间住校学生的宿舍。学校的大门前以及校舍周围都是新栽的槐树和杨柳树。学校下边是在一大块沙地上平整出来的操场。当时，全校学生只有一百多名，而我们全班只有十多人。我入校后，中心小学的校长是县里刚刚派来的杜世才先生，他毕业于兰州乡村师范，风华正茂，英俊潇洒，先后任教的老师有刘汉华、孙志忠、王登瀛、袁福、苟复华及郭某等人。他们都在二十岁左右，各有所长，热情奔放。他们作为我们的启蒙老师，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我们班的同学来自蒲池乡的各个村子，除了高家村当地的几位同学之外，其他同学都在住校。同窗两年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帮助，共同进步。1946年夏天毕业时，老师带我们全班同学，步行30公里，到武都县城的莲湖公园，集体拍了一张相片。

1946年夏天，我在蒲池中心小学毕业后，全家人和半沟村的亲友们都为我庆贺！我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和喜悦。两年之艰辛，在父母和亲友的心里是一清二楚的，但最有切身体会的莫过于我自己。高小毕业后，何去何从？家里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。由于我在学习中刻苦用功，成绩优良，母亲表示要支持我继续上学，但父亲面有难色。他提出，家里穷，供不起，还是在家里务农吧！而我却坚持要继续上学，并提出要报考武都中学。经过一番争议，最后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，使我喜出望外。

这年夏天，武都县城的气温高达40度，使人难以忍受。我顶着炎炎烈日，步行40公里，到了武都中学，在教室的桌子上睡了一夜。次日清晨，在三官殿举行升学考试，几百名学生济济一堂。上午答完语文卷，自我感觉良好，下午考了算术，只有一道应用题答得不好。过了一周，我和几位同学去武都中学看榜。在一张大红纸上写着被录取的一百多名新生的名字，当看到榜上有我名字时，我高兴得跳了起来，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。

看完榜后，已是骄阳西斜。我们几位同学，每人买了两个烧饼，便向返回家中的路上疾行。由于心情特别兴奋，走在路上也忘记了疲劳。我们个个满头大汗，走进两水沟以后，天气逐渐凉了下来，明月当空，清风习习，流水潺潺。大家踏着月色，哼着歌曲。一路笑声，一路歌，到了次日凌晨才回到家里。

9月初，学校将要开学报到，母亲开始忙碌起来。她为我做了一套土布制服，准备了住校的棉被以及做饭用具。劈了一驮烧柴，几十斤面粉、洋芋和一罐清油。母亲还去上沟舅父家借来一匹枣红马，由父亲送我去上学。

报名后，分配我在初一乙班，和苟建华等四人同住一间宿舍。每个住校学生，都在一座大灶房用砂锅做饭，一个个用泥土盘做的小灶，一个接一个，排满了三间大灶房，做饭的水是工友从山下水渠中挑来的河水，带着泥沙，储存在两个大木桶里，沉淀后，用来做饭、饮用。这种艰苦生活一直持续了三年之久。1948年春天，大哥因事进城，顺便给我送来十几块烧柴，十多斤包谷面。来到我的宿舍后，我以十分感激的心情对大哥的辛劳表示谢意，而他却一脸怒气，并指责我说：“家里这么困难，还上什么中学？真是莫名其妙！”说罢扬长而去。这一情景，使我十分难过，愧疚之心久久难以平静。

我在初中三年，使我更为难堪的是由于家庭贫寒，买不起课本。每学期开学买课本时，只有我一人表现最为特殊。别的同学都买整套的，而我只买数、理、化。文科方面的课本只好借用同学的，在课余时间抄录或摘记主要内容，老师上课时，我认真记课堂笔记。这样，不但解决了无课本的困难，而且还促使我加速复习和预习，收到了良好的学习效果。

《礼记·中庸》一书云：“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”我把这种精神运用在学习上，落实在行动中。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勇敢顽强的精神去面对困难，并千方百计去战胜困难。每天都要比别的同学早起两小时，抄课本、做作业、背课文。比别人总要多付出一倍或几倍的劳动和汗水，才能得到自己预期的效果。这样，一日复一日，一年复一年，每门功课的学习成绩都达到了优良。第一学年结束后，学校教务处把全校学生成绩在前十名者张榜公布。结果，我的总平均成绩达82.7分，名列全校第一。从而，大大鼓舞了我的学习劲头，更加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。

在武都中学三年的学习生涯，使我深深地体会到：一个人只要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坚忍不拔的意志，发扬“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”的精神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，去成就一番事业。如此，也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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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 作者简介 ▼

韩志德，武都庞磨人。1950年1月至1955年2月在武都专署文教科工作。历任甘肃省出版局、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、副总编辑，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、局长，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（兼主编）等职。